在2017年底出版的《读作品记》一书中，洪子诚展开论述了这一体制的产物——“样板戏”。他认为，首先，“样板”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已经经过了自我确认、自我验证，并且具有封闭和不容质疑的特性。其次，“样板”带有某种可以仿效、复制的含义。样板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文艺和大众（“工农兵”）的紧密联系、动员大众的政治激情和参与，这些都根源于当时“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的理念。
与样板戏产生的方式相似，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由革命历史叙事视角展开的文学作品。例如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叙述了一名打铁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在1919-1949年之间的经历，通过人物经历串联起了现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为这些事件赋予了鲜明的、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类似这种价值判断，在50年代至70年代产生的主流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
《读作品记》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1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革命文学的余波散去，洪子诚认为，这一阶段文学世界的高度组织化出现了断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被看做是“新时期”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新时期文学”的口号是“回到文学自身”，即要求文学脱离政治的绑架、发挥文学对时代的反思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期文学”恢复的正是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在他看来，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在新时期回到了文坛的主体地位，将50年代至70年代的“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逐步排除在了当代文学之外”，是一场文学史上的“拨乱反正”。
同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李杨不同意洪子诚的“断裂论”，他认为这两个时代的文学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继承。李杨认为，80年代秉承五四精神建构起来的新文学史秩序，同样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例如，在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新时期文学”以“伤痕文学”为标志拉开序幕，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作家刘心武发表于1977年的小说《班主任》。在《班主任》中，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这是对文革政治秩序的全面颠覆。
“‘新时期文学’一方面被视为文学摆脱权威钳制、回归自身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在政治反思和政治批判中拉开帷幕的文学作品，依然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在《重返八十年代》一书中，李杨在回应洪子诚的“一体化”理论时说道：“如果‘一体化’指出的是政治社会对文学的干预、文字生产的社会化机构的建立以及对作家、艺术家的社会组织方式，这一概念用于描述‘新时期文学’似乎依然有效。”
溢满了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是否还能够被称作文学？昆德拉曾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到，在共产主义俄国，小说依然被成千上万地发行，并且非常受欢迎，但这是因为小说已经不再延续对“存在的探讨”，它们的作用只是确证人们所说的东西。因此，“小说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小说的消失，而是在重复制造着已经失去了小说精神的形式，这是一种隐蔽的死亡。昆德拉说：“在一个建于不可侵犯的确定性之上的世界里，小说死去了。极权主义世界，不论建立在什么之上，都是一个答案而非问题的世界。那里，小说没有位置。”
不应再问文学应亲近还是远离政治
在对谈活动现场，洪子诚提到，从1990年代以来，“文学边缘化”的说法变得原来越流行，这种说法认为文学已经退出了公众社会生活空间，失去了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文学的教育和塑造功能似乎正在渐渐退场。此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消费社会，人们亦不再关心文学的政治功能，甚至也不再像八十年代一样关心政治了。
李云雷回应道，所谓“文学边缘化”的现象是由几方面合力共同导致的。首先，大众对于文学的理解越来越偏向其娱乐和消遣性，严肃文学的价值正在被消解；其次，五四以来形成的对文学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引导文化界甚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机制，在九十年代以后已经逐渐解体了；最后，网络，特别是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让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当我们重新回看50-80年代的文学作品，会发现那种充满政治性和教化意义的文学反而是特殊情况，是把基于市场机制产生的通俗文学压制下去之后的产物。
与这种观点相似，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也曾在与洪子诚的对谈中提出，赋予文学某种深刻内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像上世纪80年代那种文学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提出重大社会问题、成为时代先导的历史阶段，可能反而才是文学的某种“非典型状态”。
在当下，回归“正常”的文学的唯一出路，就是成为一种纯粹的消遣方式吗？洪子诚认为，介入政治和公共生活都是文学需要做的努力，但并不是以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种方式。他说，我们不应该再问“文学应该和政治紧密关联，还是远离政治？”这样的问题，而是应该寻求新的提问方式——“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他们不应该总被想当然地捆绑在一起。”他表示，学者们在80年代所谈论的文学的“超越性”，也并不是说文学要远离现实、远离政治，而是要思考作家与文学创作如何建立一种和各种权力保持距离的独立文学传统，维持作家独立的精神地位，摆脱对政治权力乃至金钱权力的攀附。
洪子诚
李云雷也认为，当下所谓去政治化的文学作品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这个时代新的经验和思考，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在网络发展导致阅读方式和内容同时变得碎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非互联网时代，余秀华的诗歌也难以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
洪子诚在《读作品记》中也提到了网络时代诗歌界的“兴旺”，他认为，无论是被何种目的、何种力量推动，更多人在关心诗的写作和传播依然是一件好事。网络、微信这样的互联网手段，改变了诗的发表、传播、阅读方式，挑战了既往诗歌“守门人”的权力格局，让诗歌伦理意义上的民主得以实现。但同时，这也同样会导致诗歌门槛的降低，影响诗的公信力。
问题在于，依托在网络技术上的文学，会不会动摇我们对语言和文字的信心？过载的图像和信息是否会削弱和降低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在当下，获得并保持与消费社会、与喧嚣躁动之间拉开距离而形成的孤独感，越来越非易事。在洪子诚看来，诗歌依然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礼物，而文学依然“内涵着社会承担的意识，担负着建构反思性历史主体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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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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