龛楣中部“双龙缠须弥山”图像两侧，各有一人坐于兽背。早期认为这组图像是“二仙人骑象、虎”［13］，台湾学者潘亮文在讨论文殊图像时，认为这是一组“文殊骑狮、普贤骑象”的组合［14］。 从文献看，普贤骑象图像出现较早。两晋时期法华经典的盛行，对“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图像的确立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即“普贤造像及绘画，应该在关于普贤的经典尤其是法华类经典翻译完成之后就开始出现”［15］。目前多数学者认为普贤菩萨骑象形象的出现与鸠摩罗什（344～413年）所译《妙法莲华经》（下简称《法华经》）中的《普贤菩萨劝发品》（下简称《劝发品》）有密切关联［16］。 按《劝发品》所言，当有人诵读《法华经》时，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王，与大菩萨众，俱诣其所，而自现身，供养守护……是人若坐，思维此经，尔时我复乘白象王，现其人前……”，可以说《劝发品》为“普贤乘白象”形象的出现提供了直接来源。到了5世纪中叶，汉地开始常见“普贤骑象”造像： 《弘赞法华传》卷一《图像第一》记载，刘宋路昭皇太后曾于大明四年（460年）命“白马寺比丘昙标造普贤菩萨像一躯，驾乘白象，六牙拥纤，七枝平满……到大明八年（464年）又造普贤寺”［17］。《高僧传》卷七《道温传》也有相关记载，“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贤像成，于中兴禅房设斋”［18］。此外还见于唐代道世著《法苑珠林》第十七卷［19］，这也是目前文献中关于普贤乘象实物图像较早的记载。 高僧慧基（412～496年）也曾于会稽龟山宝林精舍造“普贤并六牙白象”，“元徽中，复被徵诏……乃于会稽龟山立宝林精舍……基尝梦见普贤，因请为和上。及寺成之后，造普贤并六牙白象之形，即于宝林设三七斋忏”［20］。另，释普明以为普通信众忏诵为业，当他诵读《法华经》时，“每诵至《劝发品》，辄见普贤乘象，立在其前”［21］。 从文献看，南北朝初期汉地上至皇族下至平民，普贤菩萨信仰基础已然具备，对普贤骑象形象的认知逐渐成熟。 实物资料中，目前则以杨大眼龛龛楣处骑象普贤时代最早，稍晚可见于庆阳北石窟165窟中的普贤骑象，目前学术界多认为该窟为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由奚康生主持兴建［22］，奚康生为河南洛阳人氏，与杨大眼为武将同僚，二人曾数次协同南伐作战［23］。西魏大统年间的造像碑中，普贤骑象图像开始常见。如西安未央区出土西魏大统三年（537年）有“普贤”题记的造像碑［24］、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藏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有“文殊骑狮、普贤骑象”的造像碑［25］、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西魏大统十七年有“普贤”题记的艾殷造像碑［26］等。这一时期的普贤造像在造像碑中常独立成龛，与其位置对称处出现的题材并不固定，主要有弥勒、观音、思维菩萨等。 较之普贤菩萨在南北朝前期已确立的《法华经》护法地位，最常见的文殊菩萨造像是作为经变题材的一部分出现在窟龛中。以云冈一、二期及龙门北魏时期的造像为例，现存有大量以《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为基础雕刻的“文殊、维摩对坐说法”场景。这组图像常常出现在龛楣两侧或龛内顶部两个转角，居士装的维摩手持麈尾，多坐于榻上，对面的文殊着菩萨装，身下常有台座，但未见有坐狮背者，这一组合成为北朝窟龛及造像碑中最为流行的组合题材之一。然而，无论是从经典内涵还是造像题记分析，都会得出“文殊菩萨在维摩变中地位要弱于维摩诘”的结论。两晋时期玄学之风盛行，《维摩诘经》中维摩诘以在家居士身份与佛教中以智著称的文殊对坐论法，毫不逊色，实际上是“把在家佛徒的地位提高到诸大出家菩萨之上”［27］，因而，维摩无疑才是六朝时期崇信佛教的士大夫阶层所崇拜的偶像，即文殊的存在更像是为了衬托维摩而设。实物证据可参见河南浚县佛时寺造像碑［28］，其中的“维摩变”造像题记直接记为造“维摩大像”，对于其中的文殊菩萨，只字未提。 除了作为“维摩经变”的一部分，云冈石窟及敦煌莫高窟中还保存有胁侍菩萨性质的文殊像。云冈石窟第11窟太和七年（483年）造像龛最下层有三尊菩萨坐像，从左向右依次为“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29］；敦煌莫高窟西魏大统初年的280窟东壁有“无量寿佛”说法图，两侧胁侍四菩萨，右侧第一尊为“无尽意菩萨”、第二尊为“观世音菩萨”、左侧第一尊为“文殊师利菩萨”、第二尊为“大□志菩萨”。如无题铭，这些菩萨单从衣着装饰上无法辨认各自尊格。潘亮文先生在讨论285窟文殊像时，提出“文殊菩萨造像对当时敦煌地区的人们而言，应当尚未形成其图像特征”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初唐以前的文殊菩萨像在敦煌并不是一个流行的造像题材，不是一尊广为世人知晓的信仰尊像”［30］。从现存资料看，南北朝时期的文殊菩萨在民间信仰中尚未确立“众大菩萨之首”地位，反映在造像中，类似观音、弥勒、普贤等被单独供养的文殊像几乎不见，且受限于《维摩诘经》的广泛流行，文殊菩萨更多被安排用来反衬维摩诘，对其自身信仰的确立及更广泛的流布或有不利影响。莫高窟第285窟中四菩萨从外形上均无法辨认其尊格，其中也包括了南北朝时有广泛信仰基础的“观世音菩萨”，由此可见，古代艺术家或工匠在处理胁侍菩萨群像时，并不一定会考虑到造像的尊格特征。 从目前梳理的情况看，文殊骑狮图像出现的最早实例即为杨大眼龛楣这组“文殊、普贤骑乘像”，稍晚者为芝加哥藏西魏大统十七年造像碑。该造像碑正面分上下三层，第二层有左右两龛，其中左侧龛内为菩萨倚坐像，身下台座为两头大象背对，菩萨戴项圈，“X”形璎珞交叉穿璧；右侧龛内倚坐菩萨坐于方台上，装束及龛内结构与左侧相似。第三层为单层方塔式龛，龛形体量在整个造像碑中最大，装饰也最为华丽。龛顶有覆钵及相轮、塔刹，塔刹与塔四角悬绳并挂铃铛，塔角装饰三花蕉叶，塔内悬帐，两侧悬挂帐穗，内雕佛坐像及弟子、胁侍菩萨、力士、供养人、双狮、香炉等。塔刹两侧有文殊骑狮、普贤骑象自虚空中向塔飞来。（图五）与杨大眼龛龛楣二菩萨相背构图、刻画生涩呆板不同，芝加哥藏造像碑中二菩萨相向骑乘的构图似乎更受欢迎，其艺术表现手法更为成熟，敦煌莫高窟初唐时期洞窟中大都采用了这一构图，如敦煌石窟331窟东壁窟门上部“法华经变”、220窟北壁“药师经变画”，此外初唐莫高窟68号、332号、340号窟中也有类似组合图像，可见这一组合经过北朝晚期的发展，到了初唐时已经发展成熟，模式基本固定。在唐代华严思想盛行的背景下，“文殊骑狮、普贤骑象”这一组合开始出现在各类造像中，成为全国范围内非常流行的雕刻题材，特别是在四川地区的唐代窟龛两侧壁或窟外两侧常常可以见到它们，成为四川唐代造像的特征之一［31］。

图五 美国芝加哥博物馆藏西魏大统十七年 “合宗并诸乡秀士等造佛碑像”局部（金申《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97页）［1］ 曹社松，焦建辉，刘洵. 龙门古阳洞杨大眼龛雕凿年代考察. 中原文物，2016，（2）.从古阳洞135号高树龛（完工于景明三年五月）对杨大眼龛的避让可知，杨大眼龛的规划必然早于景明三年（502年）。

［2］ 温玉成. 龙门北朝小龛的类型、分期与洞窟排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175，184.

［3］ 魏收. 魏书：卷七三：列传第六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9：530下栏.［4］ 同［3］：531上栏.

［5］ 姚思廉. 梁书：卷三九：列传第三三. 北京：中华书局，1989：191下栏.

［6］ 宿白. 平城实力的聚集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宿白. 中国石窟寺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7］ 刘建华. 义县万佛堂石窟.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17.

［8］ 阎文儒. 辽西义县万佛堂石窟调查及其研究. 文物参考资料，1951，（9）.

［9］ 大正藏：第 15 册：No. 0597 ：龙王兄弟经. 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3：131.

［10］ 同［3］.

［11］ 同［3］.

［12］ 古阳洞杨大眼造像题记：“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 皇帝造□像□记/夫灵光弗曜大千怀永夜之悲□踪不遘叶生唅靡道之忏/是以如来应群缘以显迹爰暨□□□像遂著降及后王兹/功厥作辅国将军直阁将军□□□□梁州大中正安成县/开国子仇池杨大眼，诞承龙曜之资，远踵应符之胤，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也，垂仁声之未闻，挥光也，摧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咸骇，存侍纳则，朝野必附，清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南秽既澄，震旅归阙，军次□行，路迳/石窟，览先 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瞩目彻霄，泫然流感，/遂为孝文 皇帝造石像一区，凡及众形，罔不备列，刊石记功，示之云尔武。”

［13］ 刘景龙，主编.龙门二十品——北魏碑刻造像聚珍.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4］ 潘亮文. 敦煌唐代的文殊菩萨图像试析. 敦煌研究，2013，（3）.

［15］ 章宏伟. 普贤形象与玄奘“印普贤像”——《玄奘“印普贤像”质疑》商榷. 历史文献研究，2014，（1）.

［16］ a. 徐文明. 早期法华信仰与普贤感应//魏道儒，主编. 普贤与中国文化. 北京：中华书局，2006：215～239. b. 张风雷. 《法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与《普贤观经》中“普贤形象及普贤行法”之比较//魏道儒，主编.普贤与中国文化. 北京：中华书局，2006：430～446.

［17］ 大正藏：第51册：No.2067. 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14（上栏）

［18］ 慧晈. 高僧传：卷七：宋京师中兴寺释道温. 北京：中华书局，1992：288.

［19］ 道世，著. 法苑珠林：卷十七. 周叔迦，苏晋仁，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3：554.

［20］ 慧晈. 高僧传：卷八：齐山阴法华山释慧基. 北京：中华书局，1992：324.

［21］ 慧晈. 高僧传：卷第一二：宋临渭释普明. 北京：中华书局，1992：464.

［22］ 甘肃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著. 庆阳北石窟寺内容总录（上）.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30.

［23］ a. 萧子显. 南齐书：卷五七. 北京：中华书局，1989：305上栏. b.魏收. 魏书：卷七一. 北京：中华书局，1989：511下栏.

［24］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著.西安文物精华——佛教造像.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46.

［25］ 金申. 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97.

［26］ 同［25］：99.

［27］ 杜继文，主编. 佛教史.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4.

［28］ 河南博物院，编. 河南佛教石刻造像.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280.

［29］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 云冈石窟.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PLATE30.

［30］ 同［14］.

［31］ 丁明夷. 四川石窟杂识. 文物，1988，（8）.

作者：张雪芬(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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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丨《华夏考古》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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