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入犯罪深渊

劳荣枝出生在江西九江的石油工人家庭，在同学的眼中，一直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1992年，劳荣枝从师范中专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在朋友的婚礼上，劳荣枝认识了比她大十岁的法子英。法子英15岁就因抢劫被劳教三年，后因抢劫、伤害罪等被判刑8年。当时法子英已经成家，还有一个9岁的孩子。

劳荣枝不顾家人反对，和法子英走在了一起。1996年，法子英与人打架捅伤了人，便和劳荣枝逃离了九江。

V：在周围人的评价中，劳荣枝漂亮、成绩好，还曾经是小学老师，跟她后来的犯罪行为相比，有着巨大反差。在您看来，为何会这样？

武伯欣：她曾经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呈现出来的，都是她的表面行为，没有剖析她成长当中的个性缺陷。

一个人心理的变化，不是突然变化的，它有一个动态演变过程。犯罪心理学中，犯罪行为最根本的是来自性格缺陷和偏离。

劳荣枝可能会在人前表现自己，赢得周围人好感。这种良好表现或优越感，恰恰可能是她个性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偏离。有些教育者，越看越觉得她好，就容易什么事都表扬她，反而助长她（利用这种表扬和认可）。

她觉得自己能够操纵别人，她的潜逃行为也体现出了这种心理。她觉得自己可以赢得别人好感，可以逃逸，别人识破不了她。在逃逸的时间里，她游走在歌厅舞厅，也是她操纵别人的心理表现。

V：劳荣枝在和法子英认识时，她才19岁，有着稳定的工作。法子英比她大10岁，已经成家，还是一个有多次犯罪经历的人。在很多人眼中，两个人应该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们会好奇，为什么这样的两个人会走在一起？

武伯欣：有信息披露说，劳荣枝当时工资只有300元，但打扮很时尚。我分析，她是爱慕虚荣的。早年的缺陷和性格偏离，使她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待遇，希望获得更大的满足。

此前，她原来的性格缺陷和偏离只是一种可能性，潜伏下来了，条件只要适宜——出现了法子英——马上变成现实。她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另外一种生活，甚至崇拜一个社会难以接受的人。

劳荣枝的家庭也反对她和法子英交往，但她宁可摆脱家庭和正常社会生活，和法子英在一起。从犯罪心理上分析，她已经突破了社会公认的价值观界限。

2019年12月1日，厦门一家酒吧，这里曾经是劳荣枝逃亡时的落脚地。（ @视觉中国 图）

V：即使喜欢上一个曾经有犯罪经历的人，距离她参与到杀人案件的实施中，是否也会有一个巨大的心理转变？

武伯欣：存在一个恶性发展过程。在我看来，她刚开始只是情感上的追求，虽然这种追逐是不良的，偏离正常社会轨道，但还未达到犯罪性质。

刚开始的认同，是男女之间好感的认同。慢慢地，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变成这个男人可以保护她，她就成了一种依附角色。接触了解了对方性格和犯罪行为后，有很长的时间，她都可以退出这段关系，但都没有（退出）。

从依附开始，她就离不开那个人了。当年轰动全国的白宝山案件中，白宝山的情人也存在这样一种依附关系。

法子英杀人时，对劳荣枝也会形成一种威胁。有威胁的时候，她还算是从犯。但到后来，法子英不用威胁，劳荣枝就会慢慢形成依赖。没有威胁的时候，（劳荣枝还没有离开他，）她也逐渐成了犯罪中的共犯，配合杀人。甘愿依附就是（共同犯罪的）起点。

白宝山案

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因盗窃、抢劫罪出狱后不久的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击军警，抢劫枪械，打死军警和无辜群众15人，抢劫人民币140多万元，被列为“1997中国刑侦第一案”。

1998年3月，法庭审理认定，白宝山犯杀人罪、抢劫枪支罪、抢劫公民财产罪，依法宣判白宝山死刑。作为其同案犯的情人谢宗芬被判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谢宗芬是家中独女，自小受宠，但结婚后夫妻关系冷淡。谢宗芬北漂做生意，认识了服刑释放人员白宝山，两人发展成为情人关系。

白宝山带谢宗芬到新疆后，谢宗芬将附近宾馆里很多有钱人的信息传递给了白宝山，促使白宝山将宾馆作为抢劫目标。

谢宗芬了解白宝山的犯罪情况，还数次跟随他取枪、取赃款、缝制挂枪袋等。据媒体报道，在和白宝山的关系中，谢宗芬也受到白宝山的威胁恐吓，白宝山甚至对她一度动了杀念。

恶性案件中的女性角色

1996年8月，劳荣枝二人逃到南昌。

劳荣枝到当地舞厅坐台，物色到有钱男子熊某，将其诱骗到出租屋。法子英将熊某杀害后肢解，送到被害人家中，将其妻子和三岁的女儿杀害。

案发后，两人在全国多地逃亡。潜逃期间，劳荣枝和男友法子英以类似手法在温州、合肥犯下命案，杀害了4人。

1999年，法子英被警方抓捕，判处死刑。

劳荣枝则一直在外潜逃，使用虚假身份在酒吧、KTV等场所打工。被捕前，她在厦门一家商场做手表销售员。2019年11月28日，警方在商场内将劳荣枝带走。

V：你怎么理解法子英和劳荣枝这种潜逃和连续作案行为？

武伯欣：能够一次又一次潜逃，隐姓埋名，这期间，她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已经合理化了，没有了心理上的冲突。一次又一次隐姓埋名，条件稍微具备了，她就会实施犯罪行为。

V：在你看来，这种男女共同犯罪行为中，女性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劳荣枝在几起案件中，可能起到什么作用？

武伯欣：女性的角色决定了她不可能直接杀人。在很多案件中，女性会配合男性作案，或者说男性作案背后有女性的助长。这配合或助长，最后形成首犯和从犯的男女合作关系。实际上，她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大于那个男人。

1999年12月28日，法子英被处决。（ 央视《法治在线》 视频截图）

V：为什么这么理解？

武伯欣：在这种共同犯罪当中，互相承担责任。没有劳荣枝，法子英可能（不会作案）。在共同犯罪当中，虽然她没有动手杀人，她客观上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从开始所谓的被动，但对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制止，自己的犯罪行为也没有钝化（钝化是指自己甩手不干了）。这个时候，她已经不是一般的从犯。

贩运毒品的很多人刚开始也是被动的，但是一次得手以后，第二次他还想做这个事，后来就是主动犯罪了。

男女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存在一个共性：女性的角色从始至终都界定为从犯。但事实上，女性的角色在此类案件中，存在两个阶段变化。刚开始会处于被胁迫状态，被迫顺从、（在犯罪行为中）帮忙。但随着两人的关系发展，尤其当女性从犯罪行为中获利后，就逐渐失去了被胁迫的特征，开始主动配合。从犯角色，就上升成为了主犯。

在之后的共同杀人案件中，她已经轻车熟路了。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第一步先把受害人诱骗到出租屋，展开敲诈勒索，甚至杀害受害人。这时候她就已经不是受胁迫，她在客观上已经配合了。

V：这种配合，劳荣枝自我辩解是，她是在法子英的控制和威胁下的被迫行为，你怎么看这种解释？

武伯欣：她现在说话没有价值，我认为那是一种心理掩饰，试图将自己的犯罪行为合理化。如果真是心有惭愧，她完全可以终止犯罪，放弃配合法子英。

从第一起案件发生，劳荣枝的角色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分析，在第一起灭门案之前，可能发生过劳荣枝色诱敲诈他人案件，因为没有人员死亡，没有成为社会关注重点。

在法子英被捕后，劳荣枝还寄望于潜逃，认为人们找不到她。她去了很多地方，伪装身份化名逃避警方追捕，继续利用自己的美貌诱骗男人。

劳荣枝被抓的时候很平静，对罪恶的负罪感，她自己是清楚的，早晚有这么一天。白银杀人案中，高承勇被抓的时候就非常坦然，（对自己犯罪的后果）他是清楚的。

犯罪人员如果真是被胁迫的，会有负罪感，被捕时没有像她这么坦然的。

劳荣枝是被胁迫控制犯罪？

12月21日，劳荣枝涉嫌故意杀人、抢劫、绑架一案，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法庭上，劳荣枝辩称，自己也是受害者，是被法子英诱骗，走上犯罪道路。她当庭指控法子英对她进行了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包括被法子英强奸、打胎等经历。“我就是他搞钱和性欲工具。”劳荣枝说。

劳荣枝当天在庭上的供述，与法子英案的审判内容多有出入。比如，据法子英案的审判书，法子英杀害熊某后，“当晚，法、劳二人携带从熊某身上搜得的钥匙来到熊家”，随后杀死了熊某妻子与女儿，抢劫财物后逃离。

在之后绑架杀害梁某案件中，法子英还曾让劳荣枝带着抢来的手机和存折，去银行取钱。得手后，劳荣枝通知法子英，法子英又将梁某和另一人杀死。

V：如果一开始，劳荣枝真是被迫的话，到后来，她能够配合法子英，这期间的转化，可能会有哪些犯罪心理上的变化？

武伯欣：一些案件中，犯罪心理的动态变化分为良性转化、钝化和恶性发展。当产生犯罪动机的时候，犯罪人员主动放弃，或者检举，都属于良性转化。

在劳荣枝身上，没看到她心理上的良性转化。法子英一次又一次杀人，她眼睁睁地，都没有制止（犯罪行为），也没有退出。

如果犯罪行为中，良性转化和钝化（退出）都不存在，恶性发展就是必然的。在所有犯罪心理的演变中，这确实是一个规律。

直到法子英被枪决后，她都没有主动投案，这都不是犯罪心理的良性转化和钝化。不管她怎么辩解，从犯罪心理的演变逻辑来看，劳荣枝表现的特征就是恶性发展。只不过在法子英死亡后，她没有继续杀人，犯罪恶性程度没有继续发展。

V：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劳荣枝在法庭上对自己角色的认识？

武伯欣：这是犯罪嫌疑人常有的情况，对犯罪行为的合理化。她找出各种理由，解释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

这种合理化解释，实际上也是恶性心理。她有很多个时机投案自首，可以减轻刑罚，（她都没有去做）。包括在最后一次抓到她，她还像很多逃犯似的，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身份。

这些案件当中的责任，她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V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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